泼墨文学

第十章 最伟大的力量根植于同情心（第2页）

在雇工和雇主之间，同情心看来业已消失殆尽。在大工厂区，主人和工人分开居住，他们彼此一无所知，互相之间也缺乏同情心。如果工人需要提高工资，罢工就发生了；如果雇主需要减低工资，裁员就发生了。罢工和裁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提议开协商会，可是它的结果有时好，有时则不妙。焰火越扇越高，话锋越来越激烈。有时，雇主的房子被送进了火堆，他的马车也被烧毁。于是招来了骑兵和步兵，一切都停止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对于双方的头脑和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啊！

对于家庭服务，我们又该怎么评价？至少在大城市里，人们已不再需要同情心了。不断地变换继续着——一个服务大军紧接着另一个。家庭生活不再能够以物物交换的原则进行——金钱就是一切，服务就是一切。本来，女仆进入我们的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是被当成家庭的一员。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虽然女仆的帮助对我们日常的舒适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她现在只不过是被看成一个受雇的人，她只为那么多的通用货币而按照主人的安排行事。她生活在厨房里，睡在走廊里。除了这两个与她的工作有关的地方，她对任何地方都不感兴趣。主人和仆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心，宛如两个住在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

一位女士向我们写信谈到了安妮·玛凯，她与自己的主人罗伯特·狄克生活在一起，没有小费，也没有报酬，主人死后，她也没有接受他那可怜的遗物。信中说：“她的独立精神确实弥足珍贵，在我们的农民中间，这种精神已经变得十分罕见了。哪儿还有这种精神，哪儿就应该倍加珍惜，因为在今天，事物的变化从不停息，而且越来越快，以至于旧观念转眼间就被颠覆。随着她和她那一代人的消失，我担心，她对她主人的这种感情将会在新的一代人中变得闻所未闻。当我听到或读到主人对自己的仆人缺乏同情心的事例时，我就深感愤怒——好像铁路、汽船和少量知识造成了仆人对我们原有感情的变化，而我们仍然能够维持旧有的那种关系似的。她们渴望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她们是无法满意的。”

同情心的缺失成了社会的通行病。我们互不认识，也互不关心。自私的根已经扎得极深。在追求快乐或财富的过程中，我们彼此僵硬而漠然。每个人都急切地奔向自己的路程，对他人则漠不关心。我们从未考虑过是否帮助那些负担比我们自己重的人。塔尔弗德法官的遗言（注：拜因《性格研究》）指出了这种现有状况的可悲之处。它使人们对欺诈和犯罪行为熟视无睹。无法充分认识人类之间的兄弟关系，在自私而执着地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同时，既忽视使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得以完美的企盼，也忽视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加以关注的追求。

懒惰而自私的人，很少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从来对被遗弃者或穷困者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凭什么要帮助他们？他们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他们在受苦受难？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每天都有。无法治好，就只有忍受。千百年后，它还会是老样子！”

即使是死者的声音，也很少能唤醒“别管”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对自己的享乐、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懒惰，都是极端投入，对别人的呻吟声却充耳不闻。讨论贫穷、无知或苦难，这使他愤怒。“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帮助自己。”与“别管”相比，懒惰还算是一只活跃的动物。

然而，“别管”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摆脱。漠不关心，一个从不同情和帮助别人的人，往往会得到公正的报应。某人对几条街外的居民所呼吸的污秽的、引发瘟疫的空气漠不关心，可是，那儿滋生的瘟疫，难免会散布到他的房子里，甚至夺去他自己的生命；某人对犯罪、无知和贫穷漠不关心，可是，夜贼和小偷也是会找到他头上的；某人对贫穷漠不关心，可他每半年就必须付出沉重的“救济税金”；某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可是，国家有常用作战争基金的收入调节税。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别管”毕竟不是一种廉价的态度。

把“别管”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使命就是搅起一场人人皆知的大灾祸：“少一颗钉子马掌就掉了；少一只蹄铁马就废了；少一匹马人就危险了。”伽利欧（英国民间故事中一位冷漠而懒散、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样一位“别管”，有人告诉我们，他“对你们这些事情从不关心”。像伽利欧这种“别管”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雇主和雇工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一种金钱交易——做多少事，就给多少钱。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学家计算中必须加以认识的关系。可是，在道德家、哲学家、政治家、“人”看来，在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中，必须有一条社会纽带，它从两者均具备的、作为人就必然具有的同情心中生长出来，把一定的责任和爱心强加于双方，并让双方各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而且双方均应该友爱，崇敬不朽的事物。这种崇敬，只能存在于作为活着的人的真正的尊严感之中，不仅渗透入信仰，而且渗透入情感地带。没有它，任何对社会状况的改进都毫无希望。

“是的！”西尼·史密斯说，“这是一个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人们活得如此僵硬，以至于你驾驶一辆宽轮马车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也看不到任何压痕。如果你拿一个手钻在他身上打孔，我相信，也只有一些碎屑从他身上掉下来。这个社会仅仅是把人当成机器，至于情感和心灵，却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考虑范围。”

我们的诚实、忠心、无私，都到哪里去了？诚实已经成为一门失传的技术，除了金钱。现在即使是互相的尊敬也不多见。“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你。”赫伯特说。我们必须回归原来去寻求如今业已消失的指导性原理。那时候，工人与主人之间彼此互相尊敬。许多年来，我们的工人赚取的收入一直远多于欧洲其他国家工人。可是不久，这个时代就接近了尾声。铁路和汽船使得所有国家的工资接近于同一水平。当所有的阶级必须开始新生活之时，一个新的时代也就宣告来临。

这个新时代，并不需要太多文字上的文明，例如反思、思虑和操行等习惯。金钱买不到最高的快乐。只有心灵、品位和判断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并使他回归最高级的存在形式。

彭斯说——

身份与地位，

包括伦敦银行里的财富，

它们始终无法使人获得安宁与休憩。

真正的神圣，

它不在局促的房间里，

抑或书中，哪怕在草地上。

一旦远离，

即使有幸福萦绕心中

在安然的我们，

秉承聪明、富有、伟大的同时，

它也将消失不再见。

某位见多识广的人士曾说，富人拥有的苦恼与穷人的一样多。富人在他获取财富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挑战困难的精神。如果他把得到的东西用来做除了增值财富的手段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他将是可悲的。像一位富裕的牛脂零售商那样，他唯一的快乐就是“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到他的老商店去。因为接受的教育不多，他无法从书中找到乐趣，不能饶有兴致地看着科学的发展进程，也不能在使人轻松释怀的林荫道上遛一遛。不过，他的手中握有一根神奇的魔棒——那使人摆脱痛苦、使饥饿者满足的金钱。他能够平息饥饿者的哭声，能够使寡妇和孤儿心情放松。可是，不！他对自己赚来金钱的关心远远超过对改善无助者和悲伤者状况的关注。

一个人追求得越少，生活得越单纯，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多。因为那种无我的生活摒弃了邪恶，它会消除各种原始的愿望，增强人的意志，让心灵沉醉于更高级的事物中。“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苏格拉底说，“他就越靠近上帝。”当雕刻家米歇尔·安格诺的仆人乌比诺躺在他临死前的床上时，安格诺虽然也已年迈而且身体虚弱，但仍然日夜照顾着他。他在给瓦萨利的信中谈到了他：“我的朋友，虽然我可能写得语无伦次，但仍然必须答复你的来信。你知道，乌比诺死了。这对我来说，在两方面都是值得高兴的。首先，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终于接受了他。其次，他的死使我陷入痛彻心肺的悲痛之中。可是这也值得高兴，因为这位在他的有生之年就一直照顾着我的人，曾经教给我许多关于死亡的道理：不要在悔恨中孤独地死去，而要在安乐中死亡。26年来，他在我生活中总是那么善良、聪明、虔诚、充实，可是，在我的晚年时，想从他那儿找到一根拐杖时，他却走了，留给我的，只是那重新在天堂里看到他的希望而已。”

卡祖人狄奥尼修斯对已婚人说：“对待你的仆人要将心比心，在所有的仆人面前，男主人和女主人应该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慈爱、耐心、谦逊、沉稳同时公正的人。对他们说话，不要傲慢而严厉。但是，如果家里出现了什么做错的事，也要真诚而耐心地忍受他们的过失，或者默默地把错误修正。记住，仆人做错了多少事，上帝就会给你多少保佑。”

我们的工作和奋斗，不仅仅是为自己，而且要像为我们自己那样为他人。道德准则、家庭纽带、团结感、家务管理，都需要很高的水平，而且都建立在高尚的意识上，而非基于自我享乐、金钱支付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谨防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没有一个，”埃皮特士斯说，“爱财富、爱享乐、爱荣誉的人，同时能够是一个爱人的人。”“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圣安东尼说，“事实上，就是生活本身。”因而爱是美好事物的普遍原则。它存在于人的理智且显得更加夺目、鲜明。它是医治人类悲哀的唯一药品。在行动上，在学习中，在思索里，在待人接物间，在立法时，在管理中，它都是一盒点心。

崇高的爱与疾恶如仇的精神无法分开。福罗萨特把佃斯顿·弗依克描写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无法忍受别人过分的赞颂，他爱一切应该被爱的人，憎恨一切应该被憎恨的人”。圣奥古斯丁也说过几乎同样的哲理：“美德只不过是一种正确的爱，它引导我们爱我们应该爱的，恨我们应该恨的。”

“什么是节欲？”另一位神父说，“难道不是爱忍受痛苦的诱惑吗？什么是谨慎？难道不是爱没有错误的诱惑吗？什么是坚韧？难道不是爱勇敢的忍受吗？什么是公正？难道不是爱用某种方法调解生活中的不平等吗？”斯多葛主义者认识到了这种神奇的力量。“爱产生之前，”苏格拉底说，“必然王国中出现了许多可怕的事物。可是，这个上帝一产生，人就拥有了一切事物。”

体贴、友善、关心他人，这样的人永远会得到回报。它们将使受惠之人感激不尽，其回报将自愿而爽快，这是单靠金钱所无法保证的。同情心是家庭之灯，是温暖之源，在家里，主人和仆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紧紧相连。少了它，家庭就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有了它，整个家庭就会由一条温馨和睦之线紧紧编织在一起。

已故的阿瑟·赫尔普斯先生在一篇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章中写道：“你看到一个人日益富裕起来，或地位日渐增高，或职业声誉逐渐隆起，你把他归结为一个成功者。然而，如果他的家庭混乱不堪，家人觉得与他在一起是一件不幸的事，缺乏一条感情之线的牵系，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不管他在世上命运有多好，我们都得记住，他永远把一个尚未攻破的重要堡垒留在了身后。当爱心没有在家庭中找到落脚点时，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就不能说真正完美。家庭生活可以在许多方面放射出光辉，但应该有一种温暖的爱横贯其中。温馨家庭缠绕着每一个好人的心。”

14世纪一名匿名画家作了一幅迷人的画，其主题是描写家庭的安宁。在这幅画中，我们发现，名门望族的年轻人都习惯于在父亲与朋友聊天时待在桌旁服侍。

卡丹在赞扬威尼斯贵族时，特别提到了他们对待仆人时亲切而自由的态度。他非常推崇这种温和而谦逊的态度。在评论勇士维克修斯时，他说：“他主要靠理性，而非权威管理所有的下属。是的，也许有人会说，他只是他家庭的职员而不是老板。”

至于家庭的同情心，我们就没必要多说了。“人生遇到的第一个社会，”西塞罗说，“是婚姻；第二个社会，是家庭；第三个社会，是国家。”支配家庭成员的父亲是一位君主，但他的力量必须充满对家庭成员的同情。一切进步从家庭开始，从此出发，才出现了管理社会的各种或对或错的原则和标准。父母亲的动力是同情和爱。“为了后代的成长，”叶·保罗·利希特说，“自然界能够也必须向女人提供的最高尚、最纯洁的品质，是爱。母爱充满热情，不求回报，追求一个与母亲本人不同的目标。孩子接受母亲的爱、吻和呵护，可第一个回答往往只是拒绝。这可怜的生物，需求最多，付出却最少。相反，母亲却不停地给予，她的爱只能越来越多，哪怕孩子毫无谢意，也是如此。正如父亲是所有最坚强的人当中最伟大的，母亲在所有最柔弱的人当中也是如此。”

支配家庭的是父亲，管理家务的则是母亲。父亲学过如何用友善和自制来支配家庭吗？母亲学过用任何使家庭舒适的方法来管理家务吗？如果没有，婚姻将成为一种语言与行动上可怕的难题。“实际上，”阿瑟·赫尔普斯先生说，“我几乎怀疑，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心，他作为家长所造成的不幸会比一个不公正的人少。”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她说：“把我给你的东西还给我。”“好，”丈夫回答，“你的财产我会给你的。”“我不是说财产，”她说，“请还给我真正的财富，把我的美貌和青春还给我，把我灵魂的童贞还给我——把我快乐的感情还给我，把我从未失望过的心灵还给我。”

一个人要想真正拥有幸福，他必须有一个心灵的伴侣，正如必须有一个帮手一样。两个人都必须真诚、坚贞、充满同情心，都必须爱自己的孩子。家庭生活是非常烦琐的，但他们必须用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将其克服。“耐心，”特土利尔说，“是女人的标志、男人的证明。童年时我们喜爱它，青年时我们赞美它，它美妙无穷地绽开在每一个岁月里。”东·安托诺·古瓦拉对一个向他请教丈夫职责的瓦楞西亚绅士说，如果他希望报复每一个对自己发怒的人，不管是萨姆森的力量，还是所罗门的智慧，对之都无能为力。因而，这就得靠耐心和容忍。一两快乐，抵得上一吨忧郁。

人们很少注意女人的外在生活，对她们的内心生活就更是如此。可是，这两者恰恰是成为女性气质、女人的自然禀赋所必须小心的。此语并无恶意。我们眼里的女人是柔弱的，她需要依靠、信任、倾诉、尊敬和照顾，同时，她有一种力量，使她能够容忍、保护、攻击和支持他人。这些禀赋，我们可以在她适应环境的神奇力量中，在她尽职尽责的坚定态度中，在她赢得的优雅和自我的奉献中，找到它们。好妻子对丈夫的事业富有同情心。她取悦他、鼓励他、帮助他，她为他的成功和快乐而高兴，并尽最大可能解除他的后顾之忧。法拉第71岁时，写信给与自己相伴度过漫长而幸福婚姻生活的妻子：“我渴望见到你，亲爱的，渴望与你一起说话，重温你给我的所有的温馨。我脑中全是你，心里也是你，这使我的记忆力下降，就连同处在一间房子里的朋友的名字都记不住。你必须尽你的旧职责，做我的心灵之枕——让我休憩、使我快乐的妻子。”

世上再没有人比查理·拉姆更富有同情心了，也很少有人未曾听说过他生活中的可怕故事。21岁时，他的姐姐狂怒之下用刀杀死了母亲。从这一刻起，他决心把终生献给他那“可怜的、可爱的、最亲爱的姐姐”，自愿承担了照顾她的责任。他放弃了一切恋爱和结婚的念头，并因此而拒绝了唯一的一次婚约。依靠那每年不足100英镑的收入和对姐姐的爱心，他只身踏上生活的里程，快乐和痛苦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的姐姐把部分时间用来写作（莎士比亚故事集）和别的作品。哈兹里特谈到她，认为她是他所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女人，虽然她终生受到精神病的折磨，不断处于疯狂的边缘。每当她感到精神病即将来临时，查理就会把她抱在怀里并送到霍克斯顿精神病院。看到弟弟和姐姐在这样痛苦的路上一起行走、一起哭泣，没有人不为此而感动。查理手里拿着破旧的夹克，把姐姐交给精神病院看护。每当她恢复理性，她就会重新回到弟弟的身边，受到弟弟热情的欢迎和最温柔的对待。“上帝爱她，”查理说，“我们之间的爱也从不逊于上帝之爱。”他们的感情维持了40年，除了她的健康状况引起的风波之外，中间没有任何乌云。查理高尚而坚强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对他人的同情常常表现为危急之中拯救他人生命的愿望。我们已经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但仍有一个例子值得一提。一天，瓦特森夫人正在海边捡贝壳，以充实自己的收藏品。抬起头，她看到一个人只身攀住一块岩石，四周全被海水所包围。她不知道他是谁，但她知道，这个人正处在生命危险中，她决定去救他。海浪越来越高，急剧而狂怒地拍打着海岸线。显然，要救这个处于危难之中的落难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瓦特森夫人顾不得这些，她哀求几位船夫，并许诺给那些愿意出海救人的人很多报酬。开始时，他们犹疑不定，但最后还是答应派一只船去。正当那个人的体力刚好耗尽时，他们抵达了那块岩石。他们把他接到船里并安全地送到了岸上。令瓦特森夫人大吃一惊的是，被救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丈夫——威廉姆·瓦特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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